【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王汎森論主義時代的來臨

日期 : 2022-01-07 單位 :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訊】

歷史的可貴之處在於「理想戰勝現實」,但是人往往未能從歷史中學到教訓,皆因忘掉了現實。去歲(2021年)12月27日於羅家倫講堂,由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主任楊瑞松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主講「主義時代的來臨──從五四到後五四」,帶領與會者一起回顧歷史上的重要時期。

講者王汎森先指出,晚清以來思想上,每天都在重新劃分「我們」(counter history-telling)。時至民國肇建,孫文(1866-1925)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期,所確立各種法律、規章,及其樹立之政治理想,皆富含「烏托邦的衝動」。

到了五四時期,展現近代中國之「我」的解放,如陳獨秀(1879-1942)《青年》,強調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權,誠如學術泰斗余英時(1930-2021)點出,陳獨秀是從「家族本位」到「個人本位」的第一人。還有胡適(1891-1962)的易卜生主義、《貞操問題》、《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反傳統禮教的吳虞,力倡「打倒孔家店」;傅斯年(1896-1950)曾言「萬惡之原」等。

接著邁進「後五四的主義時代」,以黨國取代「我」。王汎森直言:「只有黨的我們,不能有我」;摒除「我」,造就最好的「我們」。比方1933年中國馳名的法學家吳經熊(1899-1986)認為,「憲法草案」第一條應為「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甚至在私領域中,也不再存有「我」,最佳的例子便是30年代國民政府大力推動的「新生活運動」,倡導「國民」的責任。

此外中共也如出一轍,早期領導人惲代英(1895-1931)於1926年10月1日發表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提振「共產黨員是黨的一個細胞,共產黨細胞都要是很健全而富於活動力細胞。」

在問答環節中,楊主任援引王國維(1877-1927)「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以表示對本次講題內容的感受。另有聽眾問道,在黨國時代所高舉的「我們」,會否仍存有「群體性的我」,王汎森精闢地回應,並不認為「新團體中的我」是真正的「我」,為人應當存有一定的Resourceful,方可對抗外在的壓力,戰勝一切的困境。講座最後由楊主任致贈紀念品予王院士,圓滿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