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訊】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於3月24日邀請到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張谷銘教授，由政大中文系周志煌教授主持舉行「Philology and Esotericism: Global from the Outset or Subject to Globalization?」系列工作坊──「Conversation on Global Philology」。

首先，張谷銘教授先回顧前幾場演講朗宓榭教授的演講，並補充中國在語文學的傳統。綜觀中西語文學的差異，中國在考據學方面，從漢代與宋代的注疏之學相當發達，但在文法方面則沒有文法的專著，儘管朗宓榭發現《文則》對修辭研究的貢獻，但《文則》在中國文學史上並不受到重視。另一方面，儒家對口才相當貶抑，反之西方對口才相當重視，至今美國大學教育中仍強調演講及辯論訓練。

中國文學的特色體現在典故的運用，在詩文、散文中用典，典故來源於歷史故事，考驗讀者的學問，並成為暗語和隱喻，表達政治思想。中西比較之下，文明和語言的接觸，能夠發現各自缺乏的東西，其中又以翻譯最為困難，因為核心概念往往沒有對應的觀念可以直譯，引文雖可以強調相關文句，但翻譯無法像引文一樣忽略困難的文句。懷疑在語文學的體現在《易童子問》、《古文尚書疏證》，這些注疏之作證明經典為偽作，可能與西方一樣有挑戰權威的社會因素，因為對應到西方，新教學者會用天文學來證偽經典的論述，藉此挑戰教會的權威。

歐洲語文學重視經典的解釋與理解，不僅需要語言知識、還要文句的考證。19世紀開始，西方學者的研究重心從聖經轉移到希臘羅馬經典，Science of antiquity不只是理解文獻章句，還全面探討古代歷史，考古學還藉由蒐集文物，現代民族國家概念出現後，歐洲各國的學者開始蒐集民間文學，追溯語言起源，可以對應到當時浪漫主義對中古的興趣。這些語言研究擴展到對其他印歐語系的研究，延伸到內亞、非洲語言，從中發現語言的共通規律，文獻學和語言學的學科界線逐漸清晰。

在中國方面，傅斯年自德國留學歸國，時逢敦煌文獻的發現，讓歐洲關注中國研究，促使傅斯年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企圖在歷史和語言範圍方面爭取學術話語權，奠定史語所的研究目標。

中西比較之後，中國考證學欠缺對抄本的興趣，在文獻學、考古資料進行改良；中國在多語言研究方面也相當缺乏，反之西方因為的聖經考證重視多語言，中國學者則忽視中國多語言社會的面向，因此要強調語言的演進，對歷史全局的了解方面，不僅要解讀文本，目標應該要重建上古歷史。

與談階段，周志煌教授補充陳寅恪對《馬氏文通》的批評，認為其模仿拉丁語法，對中國文法解讀錯誤。接著，朗宓榭提到口才在西方也有下滑的趨勢，學術界轉向重視寫作，至於典故的運用，朗宓榭認為在西方體現在聖經故事的引用，但不像中國的民間宗教會在籤詩中運用典故，表現出中國民間宗教歷史的重視。歐洲多語言環境影響了翻譯學的發展，但現代白話翻譯相較於傳教士翻譯，並不重視注疏，中國對翻譯的重視體現在佛經翻譯對梵文的詮釋。懷疑方面，受到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影響，19世紀開始對聖經、荷馬史詩批評，並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民族主義也影響了考古學的現代性轉變，民族國家的出現促進民族學、人類學的發展，又受到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不過語文學發展成語言學後，忽視了語言的，這方面期望語文學的復興能夠改善。

張谷銘教授回應陳寅恪對《馬氏文通》的批評建立在對語言學印歐語系的理解，認為語言應該先在同語系進行比較，另一方面胡適沒有受到語言學的影響，對《馬氏文通》評價較高，顯示不同學術訓練造成學者對《馬氏文通》評價不一。朗宓榭回應用拉丁文解讀中文文法還受到馬若瑟等傳教士的影響，傳教士中的索引派也重視典故的運用。

提問階段，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尼采在人文主義傳統的作用？張谷銘教授回應尼采的雖為語文學出身，但更關注哲學與文學的貢獻，朗宓榭認為尼采體現了語文學哲學化，他的貢獻在文學批評方面，可能受到現代詮釋學的影響。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五四運動是否導致傅斯年忽視蘭克學派中的宗教？張谷銘教授回應傅斯年受到語言學的影響比蘭克學派深，史語所的成立並未排斥宗教，雖然受到五四影響排斥儒家，但不排斥其他宗教。朗宓榭回應神學與經學相當密切，因為研究方法相當類似，兩者可以進行比較研究。第三個問題是關於西方對中國語言學的接受？張谷銘教授回應史語所的研究成果即是中西學術交流的產物，朗宓榭則認為西方較少接觸中國語言學。第四個問題是關於數據分析如何解決文本研究中作者不詳的問題？張谷銘教授回應抄本研究傳統在西方有系統性的研究，資料庫方面可能需要注意到西方抄本研究成果，也許AI訓練能夠幫助。朗宓榭回應資料庫是方便的研究工具但判斷仍需要學者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