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訊】
本校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於3月12日，展開「論中國近世的儒家與術數：以其風水觀為中心」系列第三場演說——「『小道之可觀者』：《四庫提要》對術數的把握與評價」。由講座辦公室主任林遠澤開場，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主持，武藏大學人文學部教授水口拓壽主講。

水口拓壽首先說明，清代《四庫全書》之結構，由上而下共有「部」、「類」、「屬」三層級，在各「屬」之下才是收錄文獻。《全書》中各層級皆具由四庫館臣所撰敘言，分別是屬於全書的〈凡例〉、各部之〈總敘〉、各類〈類敘〉、各屬〈案語〉以及各文獻〈解題〉。這些文本反映了以四庫館臣為首的清代考據家們，對各種學問基本態度。那麼，清代知識人對術數又持何種態度呢？在〈凡例〉中，術數遭評價為一種僥倖留存的文獻，似乎並未獲高度重視。〈子部總敘〉則闡述道：各家學問以儒學為中心開展；兵家、醫家、農家、法家等是儒家學問具體實踐；術數、藝術則為「小道可觀者」，是良莠不齊的混雜學問；小說、類書等可供參考；釋家、道家則偏離了正軌。

由此可知，四庫館臣在比較諸子百家學問時，給予術數一種不上不下的定位。水口拓壽進一步探究，如此定位因何而來？何種書籍會被視為有益、何種則遭棄如糟粕？〈術數類敘〉中或許能找到答案。他將〈類敘〉內容區分為「構成原理」與「存在意義」兩者分析。在構成原理方面，四庫館臣認為術數源於《易經》陰陽、五行、生剋、制化，是《易經》之支流。其中，談易理的數學「近理」，但其餘占卜、陰陽宅等學則「百偽一真」。而存在意義上，館臣們認為術數是古時聖人為應付無法禁止的慾望而生，卻遭後世扭曲來蠱惑人心。易言之，學問構成原理愈接近《易經》原典理論者為佳，存在意義上愈不具占卜實用性者為好。

這樣的判準如實地反映在各屬〈案語〉、各文獻〈解題〉中。從構成原理分析，《四庫全書》以《易經》陰陽、五行理論重構過去的風水知識，並以此收錄《御定星曆考原》作為理想術數典範。又如其將《發微論》一書以《易經》「一陰一陽謂之道」、「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來解釋，並誇讚該書具「儒理」。而從存在意義分析，漢代揚雄《太玄經》因未言其可定吉凶，而受歸類為「近理」的數學；宋代邵雍《皇極經世》則因強調占卜實用性，遭批其雖屬《易經》餘緒卻偏離正軌，非儒者本務。換句話說，四庫館臣由於認為「擺弄數理」易使人產生不道德行為，發揚儒學德目才是要旨，故判定術數之學雖大多近理，但太多偏離正軌之書，整體而言僅具「小道可觀」。

水口拓壽隨後援引川原秀城、三浦國雄、木村英一等學者對術數發展的分期，強調清代考據學家於內在理路上，因反對邵雍《皇極經世》以降，顛倒先天易學結構，又因受到歐洲科學影響將天文學與術數分家，從而形成對宋代以來術數學之批判思潮。此外，又因反對宋朝社會術數風俗化、民眾化現象，故強化儒學中心觀。主持人廖肇亨與談時則提及，水口教授的研究雖然談的是儒家知識人對術數之學態度變化，卻也反映時代更迭下，儒者對整個《易》學態度的轉變。明代以降，隨著儒、釋、道三家邊界清晰化，儒家也開始「淨化」自身學問，將歷朝歷代受陰陽家、釋家、道家影響者「掃除」。水口拓壽今天更清晰說明了思想史上的內在理路變化，對較缺乏術數研究的臺灣學界深具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