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王汎森論晚清「新治理術」

日期 : 2021-12-20 單位 :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訊】

晚清「新治理術」的來臨,迎來重大思潮的變化。本校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12月13日於羅家倫講堂,舉行本屆講座教授、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以「晚清以來的『新治理術』」為題的工作坊。這場演說由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主任楊瑞松主持,王院士先提出1860至1870年間出現重要的思潮轉變,傳統主義被迫使「復古主義」;然而又非單純的「復古」,而是重塑「新傳統時代」的政治意涵,並富含考據學的特色。

講者闡明所謂的「新治理術」,係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概念,乃指「國家理性」(Foucault)的治理。其時主要有兩大現象:一、健全的家族,視作現代國家的理想,而非其中的「因素」;二、以倡導商業為中心,力求充實「國力」。比方說,鄭觀應(1842-1922)在「重商論」中所言的「全以商賈之道行之」。

接著,到了1880至1890年後,猶如潮水般的新觀念湧進中國,加快了時代的變遷,並「不斷劃分『我們』是什麼」。如日本轉譯「社會」(society)的概念,由知識分子引進中國後,造就「新型的人際關係模式」。進而言之,萌生出清末民初的「社會」觀,如同傅斯年(1896-1950)〈社會──群眾〉的「造社會」,把人民組織起來,塑造「社會有機體」。循此,晚清新治理術的誕生,好比是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所言,從「共同體」(Gemeinschaft)至「社會」(Gesllchaft)的變化。

最後在問答環節中,有聽眾問道對美國著名漢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保護型經紀人」與鄉治的看法。王院士則回應,基於杜氏的研究受史料的所限,其以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調查報告為主,不全然是鄉治的全貌;晚清的鄉治概念,非如經紀人般的買賣,如梁啟超(1873-1929)對鄉治的討論;而杜氏正好描述的是「黨國時代」,地方黨員獲得權力保證,形成新人際網絡的連結,誠如余英時(1930-2021)在回憶錄中分享其家屬的情況。

※王汎森院士系列講座「如何成為『我』、如何成為『我們』」

場次:

12/27(一) 14:10-16:00 工作坊(三) 主義時代的來臨──從五四到後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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