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於3月27日，展開「東亞政治思想中歷史的政治：全球史方法與儒學史（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East Asian Political Thought：Global Historical Method and Histories of Confucianism）」系列第二場演說——「全球史視野下的儒學史（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Through a Global Historical Lens）」。由講座辦公室主任林遠澤教授開場，本校哲學系主任王華副教授主持，愛爾蘭國立大學Kiri Paramore教授主講。

主講人Paramore教授首先強調，儒學是貫穿中、日、韓、越南等國的重要思想，影響東亞藝術、文學、科學、政治各方面發展，從而塑造了該地區歷史進程。以最近的20世紀而言，無論是民族主義構建，抑或是冷戰下第一世界以復興文化對抗共產陣營，都可見儒學影子。然而，自近代漢學界起先以帝國主義思維，將儒學用來理解亞洲專制，到後來跨域研究者對儒家的解讀，皆不可避免於思想內在理路有認知偏差。Paramore教授新編的《劍橋儒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一書，就以儒學自身發展為本，關注各時期儒家與跨疆界的文化、社會互動關係。

先秦至西元300年，是儒學的根源期。事實上，從《論語》、《春秋》等儒家經典，記載孔子與弟子間辯論過程可以發現，儒學在初始具多重性。然而，漢代統治者為以「經典」治國而「炮製孔子」，透過使上層菁英學習「經典」來塑造權力來源。易言之，此時儒學不但遭權威化，還受統治者國策影響，轉變了本身原有思維。而該時期的女性雖然受到儒學教育，不得不加入父權結構，卻仍在新結構中游刃有餘。

Paramore教授強調儒學根源期的重要性，在於「華夏」這一概念建立，徹底改變了東亞秩序。所謂「華夏」並非針對種族，而是有無進入「炮製孔子」的統治範圍、是否具一致內部儀式，《論語》、《孟子》、《左傳》等經典皆可見貶低外族的記載。然而，「外族」在文明化過程中，並非只有儒化這一選項。以越南來說，它位處東南亞貿易中心，除了自身文化與儒學外，其實也同時受到印度文化影響。

西元300至900年，則是儒學的傳播期。5到9世紀，是東北亞地區建立律令制國家的階段，對於技術官僚需求也隨之水漲船高。因此，參考中國發展「應用儒學」，便成為相當熱門的選項。然而，正如越南一般，影響該地區者也非僅儒一家，佛學也具相當影響力。當地統治菁英採取功利化學習，並與自身文化相結合。此時中國，則因「科舉」出現而發生變化，過往世族血脈不再具實用性，知識選才成為新權力來源。不過，士大夫階級立刻發展適應之道，《顏氏家訓》即為顯著之例。而該時期的女性，由於世族聯姻與北方「外族」衝擊，出現一些女性統治者，可說具相當力量。

Paramore教授最後談西元900至1850年，儒學多元化至近代早期。此時由於國際外交日趨頻繁，以中國為核心的封貢秩序於東亞建立，儒學儀式、文書格式也大量外傳。然而科舉制度並未受中國以外各國接受、落實，因此產生各自相異的統治結構。不過，宋明理學卻發生外擴，影響東亞各地思想諸多面向。隨著西洋傳教士進入東亞，儒學也被傳至西方，對啟蒙思潮、美國獨立運動造成衝擊。而在女性發展方面，此時期家庭儀式與性別隔離較為落實，女性較前一時期壓抑。

主持人王華副教授表示，Paramore教授透過分析儒學文本並結合全球史研究方法，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台灣帶來全新視野，具高度啟發性。隨後，與會學人們也就儒學本質與定義，儒學與儒家文化、中華文化之間的分野等議題展開熱烈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