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於3月28日，展開「東亞政治思想中歷史的政治：全球史方法與儒學史」（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East Asian Political Thought：Global Historical Method and Histories of Confucianism）系列第三場演說——「民主：近世日本」（Democracy: Early Modern Japan）。由校長李蔡彥與講座辦公室主任林遠澤共同開場，本校哲學系馬愷之副教授主持，愛爾蘭國立大學Kiri Paramore教授主講。

李蔡彥校長表示，近年來漢學受到國際學界重視。今年台大成立「余英時國際漢學研究中心」，本校將與其攜手，使學術發展有助於國家。本年度在講座主持人渡邊浩教授主導下，已舉辦多場儒學講座，今日則十分榮幸邀請Paramore教授透過全球史研究法，重新檢視儒學。隨後，李校長代表本校向Paramore教授頒贈講座證書。

主講人Paramore教授首先感謝本年度主持人渡邊浩與本校共同邀請，並盛讚政大校園之美，指南校區達賢圖書館尤其令他印象深刻。而今天的演講，Paramore教授則從他曾參與撰著的《劍橋民主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Democracy）出發，探討民主在近世日本發展歷程。然而，若要以劍橋史學派「普世史」的方法探尋，該當如何定義「民主」？畢竟在人類發展歷程中，民主制度並不具普遍性。Paramore教授認為，制度不過是方法，重要的是自由、平等、競爭這些精神。以此種角度觀察，儒學中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民治思想便是觀察重點。

近世日本是如何走向民主？19世紀日本學界認為，武士時代建構了日本敢於競爭的「國民性」，加速民主化進程。福澤諭吉主張，由於武家爭鬥將天皇與政權分離，實力者間可自由競爭政權，從而使日本擺脫強化帝制的儒學結構。津田左右吉也說，相較儒家建立的君臣倫理是由上而下的，武家爭鬥使日本產生社會結構橫向發展與民眾化等現象，加速平等化與競爭性。

然而真實的歷史發展真是如此？日本是擺脫儒學方能快速民主化？Paramore教授認為恰恰相反。自中世紀（1200-1600CE）鎌倉幕府與室町幕府執政下，日本武家雖有過彼此軍事對抗，然而整個國家政權卻是日益趨於穩定。在史稱「一向一揆」的多次農民起義失敗後，武家政權統治力更走向巔峰。到了近世（1600-1800CE），江戶幕府治下城市化、文明化、和平化發展與儒學大量吸收，才是使近世日本擁有「民主體質」的原因。

首先，隨著統治趨於穩定、戰事減少，武士們開始反思自己作為士、農、工、商四民中唯一不從事經濟活動者，應當發揮何種作用？此時中國儒家士大夫成為他們借鑑對象，發展出「武士道」精神，認為自己具有「保民」義務。其次，隨著經濟發展，從商的「町人」階級出現，並漸漸與武士平起平坐，甚至在經濟層面上擁有更大決定力量，平等觀念也逐漸成熟。最後，在程朱理學影響下，古賀精里等儒者宣傳程顥鼓吹統治者「興言路」的主張也深具影響力。如1780年代天明大飢荒發生時，武士便與平民菁英合作共同對幕府施壓。又比如，江戶時代有人改寫儒家經典《大學》為《大惡》，並廣為張貼，用以針砭時弊。此外，隨著「寺子屋」廣設，儒學滲透民間，這種「民治」思想也有了廣泛社會基礎。

綜上，Paramore教授主張，如果說近世日本具有「民主體質」，那便是在江戶幕府後期，隨著政權穩定、經濟發展與儒學滲透，使得武士與平民地位日趨平等，「保民」、「興言路」等儒家民治思想廣泛發展所致。主持人馬愷之副教授認為，Paramore教授的研究不僅僅使用全球史這一新穎方法，更具向西方學界交流儒學的現實意義。隨後在場學人就儒學與民主、歷史發展中的新社會需求、佛教與日本平等觀發展等議題展開熱烈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