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魏簡論知識份子的危機時刻

日期 : 2022-05-30 單位 :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訊】
本校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榮幸邀請到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近現代思想史魏簡（Sebastian Veg）教授，擔任首屆客座講座教授，展開「對知識份子的再思考：知識、合法性以及閱讀公眾」一系列的演說。魏簡畢業於法國艾克斯大學，其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與知識份子。5月13日於線上，由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主任楊瑞松主持，魏簡首場演講以「知識份子研究：從思想史到知識社會學」為題。講者先表示，能獲邀參與以羅家倫（1897-1969）為命名的漢學講座，殊感榮幸。身為社會運動分子的羅家倫，從活躍於社會運動，轉至投身學術界，乃至政治界，充分表現典型的20世紀知識份子處境。       

邇來全球疫情熾盛（COVID-19），眾人對於知識、知識生產者的合法性，頗受嚴厲斥責和攻訐，正如同面臨著另一場的「危機時刻」。不惟如是，晚近十年間，隨民粹主義政治的勃興，其特點是對知識份子充滿強烈的鄙視，且屢屢出現生產知識的汙名化。恰恰相反的，當此時際，公共話語生產者的輿論，往往並不是基於「知識」，包括政治評論家、民意調查者、富裕的政治菁英、KOL（網紅），皆扮演著關鍵的意見領袖。那麼，我們處身在社交媒體時代，知識的庸俗化，挑戰了大眾對知識的理解，每人也可以擔當知識份子？正因如此，值得深思知識份子的作用與代表性，及其功能。許多針對知識份子的批判，並非全然沒有理由。一方面與其優越的社會地位，對統治社會的糾結，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另一方面，知識與社會的內在聯繫，充當看門人（Gatekeepers）的作用，呈現知識與權力模糊的關係。鑒於作為知識生產者，介入公共領域中，所獲得特殊權利與責任，循此，應當如何看待知識份子在公共地位的合法性？

魏簡在首場演講拋磚引玉，藉由引介歐美學者的理論，以啟發其對知識份子的新觀察。先是，闡述知識份子研究的歷史淵源，思想史從19至20世紀方法論的大變革中脫胎而來，成為一門完整的課科，堪稱具備價值的中立性與科學有效性。而思想史在中文詞彙裡，應是來自轉譯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大家福澤諭吉（1835-1901）的思想作品而來，散佈在晚清梁啟超（1873-1929）的著作中，進而在這「黑格爾式歷史主義」的背景下，與英語學界的“History of Ideas”，富有共通之處。其次，介紹美國赫赫有名哲學家洛夫喬伊（Arthur Lovejoy, 1873-1962）創辦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觀念史），使思想史研究走向的制度化。

與此同時，在社會科學中，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首創「知識社會學」一詞，寫成數部經典著作，舉要如《知識社會學問題》（1925）、《保守主義思想》（1927）、《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29）等。曼海姆還強調知識生產的背景性，將知識份子設想為自由漂浮者（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再者，梳理各派知識份子的代表著作及其思想泉源。以威權政治下的知識份子為例，主要有東歐馳名的學者，如米洛萬．吉拉（Milovan Djilas, 1911-1995）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哲爾吉．康拉德（György Konrád）、伊萬．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合撰《通往階級權力之路的知識份子》（The Intellectual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等。

最後，講者對知識份子研究應何去何從問題上，即指出思想史面對文化轉向、語言轉向、受大眾政治批評等挑戰，可參考艾爾曼（Benjamin Elman）、揚—威爾納．穆勒（Jan-Werner Müller）的研究碩果。另在全球轉向（Global Turn）議題，過去被指傾向於歐洲中心論，或中國中心主義，常受語言、民族國家的窠臼，雖然我們渴望追溯知識中介者的全球歷史，然而，坦言是難以進一步深究。